【書摘】董橋《文林回想錄》|〈我的朋友余英時〉

其一

傅山傅青主是明清之際思想家,博通經史諸子佛道之學,會詩文,會書畫,會金石,連醫學都會。明亡後衣朱衣,居土穴,侍母至孝,康熙中徵舉博學鴻詞受迫舁至北京,拒不應試,特授中書舍人,托病辭歸。我只讀過他的《霜紅龕集》,喜歡他的詩。二○二○年香港政局一夜鉅變之際,我想起傅青主一首五絕:「一燈續日月,不寐照煩惱;不生不死間,如何為懷抱」。我更想起陳寅恪感題其後的那首七絕:

 

不生不死最堪傷,猶說扶餘海外王。
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

 

我同時更忘不了余英時先生點出傅山這首〈望海〉望的是鄭成功在臺灣延續的朱明政權,陳寅恪終於跟傅青主一起沉入興亡煩惱之夢了。余先生說「一燈續日月」的「日月」固然是「明」朝的代號,字面上日和月和燈又是佛家典故,萬一清廷找茬他大可托辭遁入釋門。我不是余英時的學生,在我心中余英時卻永遠是我的老師。二○一○年牛津大學出版社要出版余先生新編的《中國文化史通釋》,余先生命我寫一篇序文,我不敢不寫,惶恐之下寫了一篇〈余英時新書付梓誌喜〉,聊以道喜減卻我心中忐忑。余先生在香港新亞書院跟錢穆先生讀書的時候我還在南洋讀中學。余先生留學美國的年代我還在臺南讀成大。余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又當副校長又授課那幾年,我還在英倫半工半讀看了余先生許多著述,好幾次聽劉殿爵教授和兩位教歷史的老師閒談余先生的一些論說。我和余先生結交通信匆匆相見已經是八十年代我回香港主編《明報月刊》的時期,那是機緣的湊泊平生的樂事。我喜歡歷史而涉獵浮泛,讀當代歷史學家的著作但覺滿樹棗子只合遠觀無從品嚐。讀余先生的著述我欣喜的是樹上的棗子余先生都採集了放進幾個竹籃裏任人分辨生的熟的酸的甜的,樂趣無窮。步步深讀之後我慢慢體會出一個歷史學家不可不具備的錚錚的風骨和鐵打的道義。那是家國情懷的昇華更是亂世士人照亮歧路亡羊的一盞明燈。我的感覺是我終於走出歷史昏暗的隧道消受曙光的庇佑。我斷定歷史學家要有想像的本事和創作的天份以及心理學的識見:歷史畢竟是人的故事的組合。固執的偏見深刻的愛惡真的是重要理論的一點元素。陳寅恪「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正是解讀傅青主身負家國痛史的感性視察,十四個字展示了傅青主昔日的不甘和陳寅恪今生的無奈。那是我心目中最深遠的歷史的詮釋方法,余英時完全掌握。讀余先生寫方以智我隱約摸索出余先生的手法和傾向,依稀看到他裁縫牽綴的用心所在:那是多麼難寫的古人!我讀遍余先生筆下的胡適之才發願寫那本《讀胡適》:余先生的陳述途徑和論斷手法牽引我很想重新認識胡先生。

 

其二

二○一四年四月我七十二歲退休,余英時先生在我主編的「蘋果樹下」報紙專版寫了一篇文章簡述我們之間的文字因緣。文章說:

 

  我初識董橋兄是在他主編《明報月刊》的八十年代,開始當然祇是編者和作者之間的交往。但很快我們便不約而同地發現,彼此在精神上十分投契,真挈的友情終於不知不覺地在我們之間成長起來了。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可以毫不遲疑地用「知己」兩個字來界定我們的關係。
  我說「精神上十分投契」並不是一句空泛的客套語,讓我舉兩個實例來說明我的意思。第一例便和上面提到的新序有關:《歷史與思想》是我未識董橋兄之前的文集(一九七六年),其中最後一篇是〈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是我當時涉及陳先生的僅有文字。我重新研究陳先生詩文則是一九八○年代的事。現在我要鄭重指出:如果不是由於董橋兄的同情理解並提供了《明報月刊》的大量篇幅,我的陳寅恪研究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發展出後來的規模而迅速地傳入中國大陸。第二例是一九八五年董橋兄為《明報月刊》設計了一個「中國情懷」專頁,堅邀我參加一份,於是而有〈「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之作。這是我用全副文化情感寫出來的文字,至今記憶猶新。很顯然地,「中國情懷」四個字激活了我深埋心底的文化情感,所以後來編集時,特標《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之名。(臺北:允晨,一九九二年)讓我順便報告一句,「中國情懷」也打動了很多中國讀者,因此香港和大陸為我編文集的友人都對這四個字情有獨鍾。(劉紹銘主編《情懷中國》,香港:天地圖書,二○一○;彭國翔編《中國情懷》,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一二。)這是董橋兄因精神相契而給予我的重大啟發,不可不記。
  精神相契並不祇是我的一廂情願。董橋兄為我的《中國文化史通釋》寫〈序〉說:「我和余先生有緣做朋友,靠的也許竟是彼此都抱着『舊文化人』的襟懷。」
  這正是對精神相契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更巧的是:〈序〉開頭便提到他為我編校《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的故事,而結尾則特別引「嘗僑居是山」來闡明我當時的「心情」。必須聲明:我寫此〈跋〉在前,重讀董〈序〉在後,精神相契於此又得一印證。

 

在臺灣讀書,來香港定居,去英國進修,再回來工作,這幾十年裏「中國情懷」這四個字斷斷續續在我心中蕩漾不去。大陸山河和臺灣風物所牽引的中國文化遺韻令我魂牽夢縈也許是一個原因。南洋成長的記憶加上老香港老倫敦勾起的客途離懷也許是另一個緣由。主編《明報月刊》的時期我於是細心構想出「中國情懷」專輯,邀請各個領域裏的有心人抒發各自的故國情思,或懷人,或念舊,或憶遊,或望鄉,或議事,都用真摯的筆調匯合成一幅夢回華夏的畫卷。籌措就緒了我馳函懇求余先生拔筆相助,苦苦等到余先生文章到手我才安心,文章成了壓卷之作。像「中國情懷」這樣既可議論又可抒情的題目,余先生筆底的波濤和潺湲自然格外動人。散居各地的中國讀者讀了這樣一組文章難免感動:為中國的磨難也為中國的希望而感動,儘管磨難依然連綿不斷,希望依然那麼卑微。金庸先生讀了那一期的「中國情懷」專輯先是給我寫字條稱讚,過了幾天在他辦公室聊天,他聊到中國的宗法社會制度,說那套制度以家族為中心,按血統遠近區別親疏,成了宗法社會的根本基礎,不僅代代繼承,而且避免內訌,積年累月,中國人學會融合外族,壯大自身。這套樂觀的論說,多年後化入他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之中,題目叫〈中國人不擅長打仗為何卻能贏?〉。金庸舉出中國歷史上受外族侵略的七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戰國東南西北遭受的外族進攻。第二個時期是秦漢時代約四百年的匈奴進攻。第三個時期是魏晉時期鮮卑等五胡的進犯,大約也是四百年。第四個時期是隋唐時期突厥和吐蕃之侵犯,約三百年。第五個時期是五代、南北宋時期契丹、女真和西夏之侵犯,又是四百年左右。第六個時期是元、明、清時期蒙古和滿族的侵犯。第七個時期是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

走出金庸的社長室我不斷想着這套宗法社會制度帶給執政者的會是怎麼樣的啟示,尤其是數千年後今時今日的執政者:也許處之泰然,也許忐忑不安。我想完了也就過去了。有一回我去倫敦休假,金庸先生伉儷正好住劍橋,我們相約在倫敦見面吃飯,那時候還在英國廣播電臺中文科做事的陶傑也來了。飯局散了我走路回旅館,路上一家賣唱片的商店播放那首很好聽的《Streets of London》,我邊走邊聽:

 

Have you seen the old man
In the closed down market,
Picking up the papers
With his worn out shoes?
In his eyes you see no pride
And hold loosely by his side –
Yesterday's paper telling yesterday's news.
……
And in the all-night cafe
At a quarter past eleven,
The same old man sitting there on his own,
Looking at the wall
Over the rim of his tea cup.
And each tea lasts an hour,
And he wanders home alone.

 

聽完這首歌我想起金庸剛才飯前跟我說,英國人還是老樣子,幾百年不變,不愛說話,自己理自己的事,政府除了給老百姓享盡福利之外好像也不過問別的:「這樣的民主也是好的。」我回到旅館房間看着窗外晚夏的夜景又忽然想起金庸說的中國古老宗法社會制度,想起那樣的制度跟執政者之間的關係,我似乎不再疑惑了。記得那趟倫敦之行我還跟家人去劍橋探望金庸和夫人。他們的寓所不大,擺設簡潔清雅,隱隱散發劍橋學人淡泊的氣韻。金庸先生真的很用功,歲數大了還讀那麼多書。在劍橋,他連神情都變了,跟社長室裏的樣子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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