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天〈年代的故事〉

戴天〈年代的故事〉

節錄自 羅孚編《香港的人和事》

按:戴天,1937-2021,廣東大埔人。毛里求斯華僑。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參加白先勇等組織的南北社,成為《現代文學》的編委。以詩名於時。後並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劃,任駐校詩人。其後來香港,與友人合辦《盤古》雜誌,任美國新聞處世界出版社總編輯。與友人合辦《八方》,任香港文學藝術協會會長。退休前任《信報月刊》總編輯。本文原刊羅孚編《香港的人和事》,牛津大學出版社。

四十年代末

在彌敦道上,百老匯戲院之旁。

突然,街角賣水果、零食的小販爭相走避,向東又向西,繼而又都停而不動,仍在行人道上。此時,由南、北兩個方向,由英籍督察(香港稱幫辦)居中帶領幾個華籍警察,夾巡而來。小販們臉上,似都有一種莫名的驚恐,像走投無路的人。

俄而,只見其中一位極高大蓄絡鬢鬚的督察,大步向前,手腳並用,把小販的推車、貨車,連人帶車向兩旁猛推。小販有的人仰車翻,橘子、蘋果散得滿地,顧得了東,忘記了西,而華籍警察,也氣勢洶洶……

最後,小販「收拾殘局」、「檢點家當」,則水果什九被踩扁了,滷鴨肫、滷豬耳等熟食,沾滿了泥塵,一個個都愁眉苦臉!

秩序維持了。

 

五十年代初

在西環海面,寄碇的荷蘭郵輪「羅斯」號二等艙甲板上。一個由鄉間來到與家人同往南非的小學生,土頭土腦,卻興高采烈,滿心想站在甲板上,觀看船隻緩緩駛出海港的情景。但海關檢查的工作還沒有做完,移民局的官員,也仍在查證一些人的護照,雖然船上的職員,到處高喊:「如非旅客,請即離船!」突然,一個洋官,看見了倚欄遠望的小學生,先不知對屬下說了些什麼,旋即跑上前去,抓住小學生的衣領,拖到舷梯之前,嘴裏則不斷用英語叱喝!可憐的小學生,驚恐極了,拚命用鄉下話辯解。但洋官始終不放手,還一個勁兒,要小學生下船。小學生當然不能從,只叫嚷:「我坐船,我坐船!」

說時遲,那時快,洋官把小學生用力往舷橋方向推,小學生一時站不穩腳步,也抓不住梯欄,就掉到海裏去了!

一場擾攘,最後事情弄清,那小學生也被救了起來。但那洋官,兀自掏出菸斗,點着了,自舷梯走上小船,迎着海風,不時噴出幾團煙霧!

 

六十年代中後期

香港、九龍、新界,突然滿是「同胞勿近」的「菠蘿」(詐彈或真彈)!

「愛國無罪,造反有理!」一類的政治口號,鋪天蓋地,連港督府等機構,也不能「置身事外」。有的批評者被暗殺了,有的暫時跑去外地避難了。總之,香港人的身家性命,受到「愛國」的嚴重威脅。

在一個喜宴上,不同認識的親朋碰面,只能於祝賀親人外,「巧立名目」為長江、黃河乾杯,雖都醉如山倒,卻又自認清醒。「愛國」竟有如蛇吻,讓人看見草繩都怕!

 

六七十年代之交

在中環德忌笠街,日本駐港領事館門前。幾個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站了出來,站在鬧市之中。

他們的口號:「保衞釣魚台!」

然後,在維多利亞公園,一朵一朵,像白蓮,如黃菊,純潔且美,高逸爾雅的青少年,紛紛綻放出正義之花,堅貞的民族愛、國家情。

突而,一個名叫威利的英籍督察,擂起警棍,領着一班嘍囉,衝進去,走出來,肆意踐踏,粗暴干涉,殘酷打擊,白蓮流血了,黃菊萎殘了……

人們至今,仍然記得那些無比美麗的臉龐,那些無比清純、勇毅的聲音,那些無比高尚的血。

人們也記得英籍督察。

人們更記得,叫做「中國」的地方,無論哪一處,都沒有為子民做應做的事:捍衞祖國領土!

 

七十年代初期

「你是××嗎?」

「是,你是誰?」

「不必問我是誰!××,你上下班路過何處,作息的習慣,我們瞭如指掌!以後小心點,不要亂寫、亂說,不然……」

那時,有人辦報,辦雜誌,專門駡「小爬蟲」、「新左派」、「花園道二十三號鑽出來的狗」;也有人,日夕打電話恐嚇,派人跟蹤那些並無任何政治背景,只有滿腔熱誠的人——如臨大敵,如見仇人,卻不敢對日本人、美國人,示以顏色!他們也不敢對付「宿敵」,只有種「指桑駡槐」;他們在心理上和理論上,都空虛、膽怯、畏縮,是「敗軍之將」,唯有謾駡、誣衊,造謠、使詐;他們養了一批撰寫黃色小說、出賣色情消息的「英雄」,向無辜者施暴,向敢說真話的人施壓!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受人錢財、造謠為業的《新夜報》就有如下的報導:「……文化特務×××及××……藉詞愛國,反台反共,以達到其不可告人目的……港府政治局深入調查,將這些『壞頭頭』遞解出境!」

子虛烏有,絕無其事,但卻見諸於白紙黑字!

 

一位美國作家,在參加了創建學會舉辦的五四紀念會以及其他的聚會後,有感而發: 

「愛國,愛民族,好像是香港中國人的『宗教』,是他們用來抵禦殖民地的不公不義,探索真正母體的內在文化歷史根源之道。這恐怕是外國人永難明白的……」

第二天,他跑去辰衝書局,買了周策縱著的《五四運動史》英文本。

 

他們在田壟、荒村,犁土、鋤地,整路、修橋;他們一改精英大學生的態度,走入民間,走在大路上。

香港也有所謂「上山下鄉」運動——一種良知的呼喚,一種關懷的表示,一種知識的再認,卻沒有生離死別,沒有誇誇之談,沒有假大空,沒有非人的不怕苦、不怕死謊言,更沒有「偉大的領袖」。這一場「運動」,追求的是青年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中年時代梁漱溟的「鄉村教育」。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另一類嘗試,其中有涂爾幹(Emile Durkheim)以降的西方社會學概念,有孔老夫子「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的實踐,也有宋明理學的「沈潛」一面,以及五四以來憂國憂民的民族精神,而同時,更認識了尊重人權、自由的民主制度,且立根於「現代性」而並非「現代化」(即表面由「硬體」導致的城市高樓、闊廣道路等代表繁華富庶等設施)。

但這一切,都只是他們這些人(也只有這麼些人),對其「本性」,對其「主體」的思考與探索,是在殖民地上商業文化猖獗的氛圍中,極為微弱的呼喚,是幾乎沒有人聽聞的「耳語」(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萬世開太平),且是一顆「不安定的種子」。

一顆種子,落在地上死了,就會長出一株樹,長出新的種子來;假如不死,假如不安定,又會是什麼呢?沒有人知道,卻有千百種可能! 

 

「哈囉!」

「拜拜!」

「瑪麗!」

「安東尼!」

「我讀English School,唔係幾識聽Chinese……」

「我地『夾崩』,成班人都唔知幾『High』……」故此而有人提倡「中文合法化」,而有人談「純正」,而有人批評「翻譯腔」,而有人以為必須救救中文!

但「舊傳統」不敵「新傳統」,何況語言文化等等所謂「上層建築」的「工具」,與現實的政治經濟關係,密切相連,如臂使指。於是,救亡中文的呼聲,雖激起了一些漩渦,幾圈漣漪,最後則似乎有如泥牛入海!

做父母的認為,「讀中文,沒有出息!讀多點英文,才能出人頭地!」

而一般以有限公司條例註冊登記的學校,則本質上不是辦教育,作育英才,而是按市場規律,生產可供作工商用途的「人」。供與求決定了一切。中文,就像一位台灣詩人的妙喻(他指另外的東西),是雙排鈕扣的一排,只作為裝飾之用,可有,也可無。

 

七八十年代之交

 在中環銀行區,突然處處見人龍。

起先,還不太引人注意,逐漸則成為城中奇景,而人龍中每一個人,不論是何身份,不論老與幼、男或女,面上都掛上一副自以為鴻鵠將至的表情!

原來他們「輪籌」,拿申請表格。然之後,在辦妥一應的手續之後,他們期待,只等哪一天,在《信報財經新聞》那樣的專業報,又或普通的所謂綜合報紙上,仔細察看廣告欄中,地產公司、股票公司公布的中簽號碼,有無與自己手中所執憑證號碼相同。有,則按所申請的數量多寡,而得到「全不費工夫」的回報;無,也可拿回按金,只蝕了些利息。因是,花時間排隊,填表格,準備支票作按金,極可能即有意外收穫,甚至發一筆橫財。

這是投資,也是投機。這是增加財富,改善生活,人人都可玩也可以不玩的遊戲。許多人都玩了,因為他們將積聚了一定的錢財,他們不想放在銀行裏面,慢慢「陰乾」。於是,不少人荒廢了工作,不少人見獵心喜,不顧本身條件,以各種方式(包括借貸),投身於人龍之中。

輪籌,炒作。買買、賣賣,雖在堪稱公平、公道的遊戲規律中進行,卻也有人「損手損腳」、「頭破血流」,「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某些房地產,某些股票,即曾經令人神經衰弱,腸胃不妥,惶惶然如喪家之犬,而重者,則賠上名譽、地位,甚至生命!是非成敗,何人評說?

 

八十年代初期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歷史的發展,往往不以人們的意志而轉移。法國年鑑學派著名歷史家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說,資本主義是一場遊戲(他用法文,叫做jeu,也含有賭博之意),有許多玩法,如骨牌,如六合彩,如跳棋等等。資本主義如此,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底下的商人與政客,亦無不然。於是,港英殖民地首長,跑去北京,打聽「合約」期滿之後,香港往何處去?港英玩的是擲骰子遊戲,以為只要香港會生金蛋,按規矩擲下去,就是所謂「超穩定結構」!

哪知,不問還好,一問,也許昨天夜裏,才在江青、華國鋒舊居「官園」(今改作北京少年文化宮),與老戰友打了十六圈麻將,扣牌把他的麻將搭子扣得死死的鄧小平,就是不「鬆章」,不讓港英「叫和」。正如當年帶領劉鄧大軍時一樣,只等最有利的一刻,南下直搗黃龍。 

於是,中英「談判」,但只是「談」,而香港的前途,則要由中方「判」了。

 

「我想到西安看看……」

「走一趟絲綢之路,去鳴沙山下的敦煌,探酒泉,『西出陽關無故人』,不是更為『詩情畫意』麼?」

「都好,要去的地方可多了!慢慢來,不急。反正歷史文化的古跡,風貌各異的民情,不會遽然消失!」

那時,只是剛剛開放,剛剛改革,但只要有一點點寬容、寬鬆,一點點發展、進步,一點點人性的表現、愛民的姿態,人們都往者不咎,而要去認識古老又年輕的故土顏容。中國旅遊,也就掀起了熱潮。

「我上個星期,在杭州九溪十八澗一處飯館,嘗到了正宗杭菜,還在農家買了上好的龍井茶……。」

「我到青海看了一些廟宇,拍了不少照片,什麼時候讓你看看?」

 

似乎人們對那些「代表」(其實只是港英「委任」的「以華治華」小工具),突然都有了好感,且有人視之為「英雄」。因為那些「代表」,據說宣發了「港人心聲」!

然後,在人民大會堂,通過電視螢光屏,人們看,那個「長者」,在另一個長者前,如何形容委瑣,如何奴性盡露,而一把口,(奇怪的是)卻又放留聲機似的,說得很硬!但口能對得上心嗎?那些話,是名利所繫的主子要他說的,「受人錢財,與人消災」。然而,那種「身體語言」,則好像透露了一點什麼,許是一條「伏線」,一個難以掩藏的「內在」。

工具始終是工具。傳聲筒始終是傳聲筒。什麼樣的人,必然做什麼樣的事,不可苛求,也不必苛求! 

可也不是?只不過十多年後,電池一換,調子一校,臉一變,「天翻地覆慨而慷」,工具又派上了新用場!

 

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見了面,雙方亮出了底牌,所謂鐵娘子碰上泰山石敢當,吃了癟了,一時大概心神恍惚,在人民大會堂前面的梯階,摔了一跤!

沒有再好的「象徵」了。

然後,諮委、草委,北京、香港、倫敦,許多爭議,不少閒話。總之,熙熙攘攘,吵吵鬧鬧,人心惶惶!軟的,硬的,明的,暗的,真的,假的,黑的,白的,沒有人能夠弄清,一時塵埃就是不能落定!

終於,有個機會了。趙紫陽領着他的新班子公開亮相,被問到香港問題,他對記者說:「怕什麼?」

真的,怕什麼?但可以不怕嗎?

那時以至現在,趙紫陽甚至古今中外的智者,恐怕都沒有答案。

 

八十年代中期

雖偶然卻常有的聚會,在灣仔一幢高樓頂層。一方是國家機關的負責人(包括直接間接掌握香港事務的官員及制訂《基本法》的專家),一方是「散兵游勇」,所謂「文化新聞界」。氣氛是融合的,並無高低之分、官民之別,似乎也沒有敵我矛盾。話題俯拾皆是,大家都放其野馬,且什九皆能坦誠以對,而大原則是,如何制訂合情合理合法,足以貫徹「一國兩制」的基本法,以及本乎民族感情,怎樣防止港英「越軌」(這方面的考慮是,「知識增時轉亦疑」,「防人之心不可無」,亦即「疑義相與析」,卻不必求取一致,所謂「和而不同」)。

有一次,某方面要員來遲了,滿臉歉意,忙着說:「對不起,累各位久等!實情是,到土瓜灣去參觀一家工廠,作些『調查研究』。只不過是二三千人的廠,一個下午看下來,有個感想,不妨告訴大家:那樣的廠,那樣的管理方法,我就做不來,也肯定辦不好!所以,必須港人治港!」

此際有人調侃,說港人也是中國人,一眾似乎默許。既往矣!

 

說好不發新聞,不登名單。但人還沒上飛機,幾家早報(當然是「左」報)上就有某某率團北訪的消息,而目的地報紙,也有連篇累牘的報導!

這並沒有什麼,也不是不可告人之事,更無交易,亦無先決條件,而且不談什麼「規矩」,只由「中央」派要人陪行,看看風景,吃吃喝喝,吹吹牛皮。據說這是所謂「自由作者」第一次組團北訪,老老嫩嫩十來人,都和傳統左報藝文團體,並無「組織」,只有「文友」關係。是故,以老黃曆看,有一點「新奇」,所以說好了也仍要「破例」,把此事「公告周知」,是否能產生主觀願望欲求達致的某種效果,既然做了客人,也就從主人之便罷!

果然「自由散淡」,也就「皆大歡喜」。即使聽聞有些地方學生上了街,這幫由香港去的「自由人」,仍然可以路過原定參觀地點之一——郭沫若故居而不入,在四川小城看到農村普選的告示,於昆明瞻仰聞一多紀念碑,並在當年的雲南講武堂、廣州白天鵝飯店的盛大歡迎會上,「暢所欲言」!因此,「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香港人而言,在當時也許只是一句口號,儘管胡耀邦為此下了台,但畢竟不是觸及人類靈魂深處的「革命」!

然而「山雨欲來風滿樓」,變幻的中國,中國的變幻,無論禍福,既無時或已,又豈是匆匆如過客的香港人,能夠參詳的呢!

 

八十年代末期

在一切沒有發生之前,在大街小巷,在酒樓歌榭,在凡是人與人可能發生接觸的地方,人們似乎找到了一樣極珍貴的東西,一種雖聽說過,卻不知是什麼「滋味」,也難以體會的感覺!

即使是陌生人,即使平日裏看不順眼的傢伙,即使通常不太友善的計程車司機、警察、稅務局職員等等,都好像不那麼討厭,還滿可愛了!善意的點首,彼此微笑,一個個都以禮、以誠,甚至以心相待,有如家人、良朋——原來,這就是同胞愛!這是「六四」最難忘的經歷,只如今又像無覓處了!

 

有關那場「動亂」,或稱「風波」、「屠城」、「血洗」,又或簡稱之為「六四」、「那件事」等等,其最真實的紀錄,莫過於丁子霖經千辛萬苦調查所得,而出版的「資料」與「報告」!

官方的「公告」,韓丁的《天安門》,以及許許多多的正、反面人物,包括「民運分子」在內出版的論著與畫冊,恐怕都在「強作解人」,是為某種個人與集體的「目的」,所作的某一層面「闡釋」。因此,面對這些東西,唯一的讀法與看法是,「合而觀之」,庶幾才不致把事情看歪、讀錯!

丁子霖則不同,因為她寫每一個字,都關乎生命的存在,生命的所失和所得。有與沒有,在丁子霖筆下,都有「定量」。一個人死了,就是死了,一個人受傷(傷成怎樣)就是受傷,一個人失蹤或「不知所終」,也都逐一列明。因此,不管由於什麼原因,一個母親失去孩子、一對夫婦死了其中一個,人人「心中有數」。而這個「數」,並不是任何辯解,又或把國家、民族的高帽子壓下來,就能消失於無形。更不是為「更多人謀幸福」而犧牲,為一句政治口號,一紙不知由誰兌現(也可能永不兌現)的空頭支票,作奉獻?而且,這些及那些所謂愛國「標準」,到底又根據什麼「標準」?

問題很多,而即使把問題都解答了,那「心中有數」,始終還是「數」。歷史上有許多這樣的「數」,在當時也許可以迴避、打壓、狡辯、誣衊、扭曲,最後還是成為民族共同的記憶留下來,留到永遠!因此,那怕不少人費盡心機,想將「這件事」移位,換成生活富足、國勢強盛、安定繁榮,也必徒勞無功。「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如果不然,歷史上便沒有可以詛咒的人物,不會有暴君、奸相,不會有過街老鼠,眾人喊打!所以,古往今來,任何正直、善良的人,都「心中有數」!

 

九十年代

曾經是所謂「敵愾同仇」,誓言如不「滅此朝食」,即「不共戴天」的「另類六四受難者」,「別有懷抱的傷心人」,忽然紛紛染上了健忘症,繼而不知為何,竟也有人「唾面自乾」!

於是,有關「六四」的奇談怪論,層出不窮。甚至連殺害子民百姓,也成「大快人心」的事,「如其不然,就沒有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繁榮昌盛、偉大富強的今天!」這是「血祭」,以無辜者的「他人之血」作奉獻,假民族國家之名,不提是非真假,何其涼薄?

於是,「六四」造的夢,「六四」留下的結,一掃而空!似乎什麼事都沒有發生,「自我感覺良好」,而「新人新事」,就好看煞人!當然,名與利,亦與之俱來,得其所哉!

 

「二分說」仍然派上用場。「末代港督」彭定康可以是「千古罪人」,而下命令要彭「如此這般」的英國首相與乎眾大臣,則仍以禮相待之,一軟一硬,也許於事無補,卻造就了徒令豎子成名的局勢。「十年河東,十年河西」,誰人知道昔日之敵,及後是否搖身一變,是今日之友,是座上客?天下事,說不定是戲一場。

但這齣戲,其邊際效益的「得益者」,卻不是「人民」,而是「敵人」,因而是「敵我矛盾」,務須趕盡殺絕。所以「直通車」方案停擺,另起爐灶——其實是燒的冷灶,攏絡些不甘寂寞品類,故此不少為人唾棄的政客、商賈,乃得搭上了船,搖身一變為新貴,積聚多年的「怨憤」,也就「一朝權在握」,便好像「有仇必報」,每每將可以合理合法合情方式處理的事務,推向極端,藉以「丑表功」……,以後的事,順藤摸瓜,也想像可及。 

 

雖然念英文學校,卻不會中文的一代,逐漸成為社會精英、管治主流,但時移勢易,亦不得不以中文作些「官樣文章」,那就往往「妙不可醬油」!

此則無論大小官員,與乎大學校長及教授級人馬,皆無不然。只是與當年的Chinglish倒過來,用英文思維方式寫中文,真是尷尬,真是尷尬!

 

「子不語,怪力亂神」。許是世紀末,許是香港商場,向來習於見山便拜,見廟進香,見神就信,總之務求「和氣生財」,因此風水命理之說大盛,不圖上行下效,竟滿天神佛,似乎禍福繫之!據說連「中華民族最光榮的時刻」的交接大典,亦由風水專家算出最佳並非零時,而為三時,這可如何是好?

一九九七年五月

書摘羅孚香港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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