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天〈年代的故事〉
節錄自 羅孚編《香港的人和事》
按：戴天，1937-2021，廣東大埔人。毛里求斯華僑。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參加白先勇等組織的南北社，成為《現代文學》的編委。以詩名於時。後並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劃，任駐校詩人。其後來香港，與友人合辦《盤古》雜誌，任美國新聞處世界出版社總編輯。與友人合辦《八方》，任香港文學藝術協會會長。退休前任《信報月刊》總編輯。本文原刊羅孚編《香港的人和事》，牛津大學出版社。
四十年代末
在彌敦道上，百老匯戲院之旁。
突然，街角賣水果、零食的小販爭相走避，向東又向西，繼而又都停而不動，仍在行人道上。此時，由南、北兩個方向，由英籍督察(香港稱幫辦)居中帶領幾個華籍警察，夾巡而來。小販們臉上，似都有一種莫名的驚恐，像走投無路的人。
俄而，只見其中一位極高大蓄絡鬢鬚的督察，大步向前，手腳並用，把小販的推車、貨車，連人帶車向兩旁猛推。小販有的人仰車翻，橘子、蘋果散得滿地，顧得了東，忘記了西，而華籍警察，也氣勢洶洶……
最後，小販「收拾殘局」、「檢點家當」，則水果什九被踩扁了，滷鴨肫、滷豬耳等熟食，沾滿了泥塵，一個個都愁眉苦臉！
秩序維持了。
五十年代初
在西環海面，寄碇的荷蘭郵輪「羅斯」號二等艙甲板上。一個由鄉間來到與家人同往南非的小學生，土頭土腦，卻興高采烈，滿心想站在甲板上，觀看船隻緩緩駛出海港的情景。但海關檢查的工作還沒有做完，移民局的官員，也仍在查證一些人的護照，雖然船上的職員，到處高喊：「如非旅客，請即離船！」突然，一個洋官，看見了倚欄遠望的小學生，先不知對屬下說了些什麼，旋即跑上前去，抓住小學生的衣領，拖到舷梯之前，嘴裏則不斷用英語叱喝！可憐的小學生，驚恐極了，拚命用鄉下話辯解。但洋官始終不放手，還一個勁兒，要小學生下船。小學生當然不能從，只叫嚷：「我坐船，我坐船！」
說時遲，那時快，洋官把小學生用力往舷橋方向推，小學生一時站不穩腳步，也抓不住梯欄，就掉到海裏去了！
一場擾攘，最後事情弄清，那小學生也被救了起來。但那洋官，兀自掏出菸斗，點着了，自舷梯走上小船，迎着海風，不時噴出幾團煙霧！
六十年代中後期
香港、九龍、新界，突然滿是「同胞勿近」的「菠蘿」(詐彈或真彈)！
「愛國無罪，造反有理！」一類的政治口號，鋪天蓋地，連港督府等機構，也不能「置身事外」。有的批評者被暗殺了，有的暫時跑去外地避難了。總之，香港人的身家性命，受到「愛國」的嚴重威脅。
在一個喜宴上，不同認識的親朋碰面，只能於祝賀親人外，「巧立名目」為長江、黃河乾杯，雖都醉如山倒，卻又自認清醒。「愛國」竟有如蛇吻，讓人看見草繩都怕！
六七十年代之交
在中環德忌笠街，日本駐港領事館門前。幾個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站了出來，站在鬧市之中。
他們的口號：「保衞釣魚台！」
然後，在維多利亞公園，一朵一朵，像白蓮，如黃菊，純潔且美，高逸爾雅的青少年，紛紛綻放出正義之花，堅貞的民族愛、國家情。
突而，一個名叫威利的英籍督察，擂起警棍，領着一班嘍囉，衝進去，走出來，肆意踐踏，粗暴干涉，殘酷打擊，白蓮流血了，黃菊萎殘了……
人們至今，仍然記得那些無比美麗的臉龐，那些無比清純、勇毅的聲音，那些無比高尚的血。
人們也記得英籍督察。
人們更記得，叫做「中國」的地方，無論哪一處，都沒有為子民做應做的事：捍衞祖國領土！
七十年代初期
「你是××嗎？」
「是，你是誰？」
「不必問我是誰！××，你上下班路過何處，作息的習慣，我們瞭如指掌！以後小心點，不要亂寫、亂說，不然……」
那時，有人辦報，辦雜誌，專門駡「小爬蟲」、「新左派」、「花園道二十三號鑽出來的狗」；也有人，日夕打電話恐嚇，派人跟蹤那些並無任何政治背景，只有滿腔熱誠的人——如臨大敵，如見仇人，卻不敢對日本人、美國人，示以顏色！他們也不敢對付「宿敵」，只有種「指桑駡槐」；他們在心理上和理論上，都空虛、膽怯、畏縮，是「敗軍之將」，唯有謾駡、誣衊，造謠、使詐；他們養了一批撰寫黃色小說、出賣色情消息的「英雄」，向無辜者施暴，向敢說真話的人施壓！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受人錢財、造謠為業的《新夜報》就有如下的報導：「……文化特務×××及××……藉詞愛國，反台反共，以達到其不可告人目的……港府政治局深入調查，將這些『壞頭頭』遞解出境！」
子虛烏有，絕無其事，但卻見諸於白紙黑字！
一位美國作家，在參加了創建學會舉辦的五四紀念會以及其他的聚會後，有感而發：
「愛國，愛民族，好像是香港中國人的『宗教』，是他們用來抵禦殖民地的不公不義，探索真正母體的內在文化歷史根源之道。這恐怕是外國人永難明白的……」
第二天，他跑去辰衝書局，買了周策縱著的《五四運動史》英文本。
他們在田壟、荒村，犁土、鋤地，整路、修橋；他們一改精英大學生的態度，走入民間，走在大路上。
香港也有所謂「上山下鄉」運動——一種良知的呼喚，一種關懷的表示，一種知識的再認，卻沒有生離死別，沒有誇誇之談，沒有假大空，沒有非人的不怕苦、不怕死謊言，更沒有「偉大的領袖」。這一場「運動」，追求的是青年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中年時代梁漱溟的「鄉村教育」。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另一類嘗試，其中有涂爾幹(Emile Durkheim)以降的西方社會學概念，有孔老夫子「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的實踐，也有宋明理學的「沈潛」一面，以及五四以來憂國憂民的民族精神，而同時，更認識了尊重人權、自由的民主制度，且立根於「現代性」而並非「現代化」(即表面由「硬體」導致的城市高樓、闊廣道路等代表繁華富庶等設施)。
但這一切，都只是他們這些人(也只有這麼些人)，對其「本性」，對其「主體」的思考與探索，是在殖民地上商業文化猖獗的氛圍中，極為微弱的呼喚，是幾乎沒有人聽聞的「耳語」(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萬世開太平)，且是一顆「不安定的種子」。
一顆種子，落在地上死了，就會長出一株樹，長出新的種子來；假如不死，假如不安定，又會是什麼呢？沒有人知道，卻有千百種可能！
「哈囉！」
「拜拜！」
「瑪麗！」
「安東尼！」
「我讀English School，唔係幾識聽Chinese……」
「我地『夾崩』，成班人都唔知幾『High』……」故此而有人提倡「中文合法化」，而有人談「純正」，而有人批評「翻譯腔」，而有人以為必須救救中文！
但「舊傳統」不敵「新傳統」，何況語言文化等等所謂「上層建築」的「工具」，與現實的政治經濟關係，密切相連，如臂使指。於是，救亡中文的呼聲，雖激起了一些漩渦，幾圈漣漪，最後則似乎有如泥牛入海！
做父母的認為，「讀中文，沒有出息！讀多點英文，才能出人頭地！」
而一般以有限公司條例註冊登記的學校，則本質上不是辦教育，作育英才，而是按市場規律，生產可供作工商用途的「人」。供與求決定了一切。中文，就像一位台灣詩人的妙喻(他指另外的東西)，是雙排鈕扣的一排，只作為裝飾之用，可有，也可無。
七八十年代之交
在中環銀行區，突然處處見人龍。
起先，還不太引人注意，逐漸則成為城中奇景，而人龍中每一個人，不論是何身份，不論老與幼、男或女，面上都掛上一副自以為鴻鵠將至的表情！
原來他們「輪籌」，拿申請表格。然之後，在辦妥一應的手續之後，他們期待，只等哪一天，在《信報財經新聞》那樣的專業報，又或普通的所謂綜合報紙上，仔細察看廣告欄中，地產公司、股票公司公布的中簽號碼，有無與自己手中所執憑證號碼相同。有，則按所申請的數量多寡，而得到「全不費工夫」的回報；無，也可拿回按金，只蝕了些利息。因是，花時間排隊，填表格，準備支票作按金，極可能即有意外收穫，甚至發一筆橫財。
這是投資，也是投機。這是增加財富，改善生活，人人都可玩也可以不玩的遊戲。許多人都玩了，因為他們將積聚了一定的錢財，他們不想放在銀行裏面，慢慢「陰乾」。於是，不少人荒廢了工作，不少人見獵心喜，不顧本身條件，以各種方式(包括借貸)，投身於人龍之中。
輪籌，炒作。買買、賣賣，雖在堪稱公平、公道的遊戲規律中進行，卻也有人「損手損腳」、「頭破血流」，「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某些房地產，某些股票，即曾經令人神經衰弱，腸胃不妥，惶惶然如喪家之犬，而重者，則賠上名譽、地位，甚至生命！是非成敗，何人評說？
八十年代初期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歷史的發展，往往不以人們的意志而轉移。法國年鑑學派著名歷史家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說，資本主義是一場遊戲(他用法文，叫做jeu，也含有賭博之意)，有許多玩法，如骨牌，如六合彩，如跳棋等等。資本主義如此，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底下的商人與政客，亦無不然。於是，港英殖民地首長，跑去北京，打聽「合約」期滿之後，香港往何處去？港英玩的是擲骰子遊戲，以為只要香港會生金蛋，按規矩擲下去，就是所謂「超穩定結構」！
哪知，不問還好，一問，也許昨天夜裏，才在江青、華國鋒舊居「官園」(今改作北京少年文化宮)，與老戰友打了十六圈麻將，扣牌把他的麻將搭子扣得死死的鄧小平，就是不「鬆章」，不讓港英「叫和」。正如當年帶領劉鄧大軍時一樣，只等最有利的一刻，南下直搗黃龍。
於是，中英「談判」，但只是「談」，而香港的前途，則要由中方「判」了。
「我想到西安看看……」
「走一趟絲綢之路，去鳴沙山下的敦煌，探酒泉，『西出陽關無故人』，不是更為『詩情畫意』麼？」
「都好，要去的地方可多了！慢慢來，不急。反正歷史文化的古跡，風貌各異的民情，不會遽然消失！」
那時，只是剛剛開放，剛剛改革，但只要有一點點寬容、寬鬆，一點點發展、進步，一點點人性的表現、愛民的姿態，人們都往者不咎，而要去認識古老又年輕的故土顏容。中國旅遊，也就掀起了熱潮。
「我上個星期，在杭州九溪十八澗一處飯館，嘗到了正宗杭菜，還在農家買了上好的龍井茶……。」
「我到青海看了一些廟宇，拍了不少照片，什麼時候讓你看看？」
似乎人們對那些「代表」(其實只是港英「委任」的「以華治華」小工具)，突然都有了好感，且有人視之為「英雄」。因為那些「代表」，據說宣發了「港人心聲」！
然後，在人民大會堂，通過電視螢光屏，人們看，那個「長者」，在另一個長者前，如何形容委瑣，如何奴性盡露，而一把口，(奇怪的是)卻又放留聲機似的，說得很硬！但口能對得上心嗎？那些話，是名利所繫的主子要他說的，「受人錢財，與人消災」。然而，那種「身體語言」，則好像透露了一點什麼，許是一條「伏線」，一個難以掩藏的「內在」。
工具始終是工具。傳聲筒始終是傳聲筒。什麼樣的人，必然做什麼樣的事，不可苛求，也不必苛求！
可也不是？只不過十多年後，電池一換，調子一校，臉一變，「天翻地覆慨而慷」，工具又派上了新用場！
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見了面，雙方亮出了底牌，所謂鐵娘子碰上泰山石敢當，吃了癟了，一時大概心神恍惚，在人民大會堂前面的梯階，摔了一跤！
沒有再好的「象徵」了。
然後，諮委、草委，北京、香港、倫敦，許多爭議，不少閒話。總之，熙熙攘攘，吵吵鬧鬧，人心惶惶！軟的，硬的，明的，暗的，真的，假的，黑的，白的，沒有人能夠弄清，一時塵埃就是不能落定！
終於，有個機會了。趙紫陽領着他的新班子公開亮相，被問到香港問題，他對記者說：「怕什麼？」
真的，怕什麼？但可以不怕嗎？
那時以至現在，趙紫陽甚至古今中外的智者，恐怕都沒有答案。
八十年代中期
雖偶然卻常有的聚會，在灣仔一幢高樓頂層。一方是國家機關的負責人(包括直接間接掌握香港事務的官員及制訂《基本法》的專家)，一方是「散兵游勇」，所謂「文化新聞界」。氣氛是融合的，並無高低之分、官民之別，似乎也沒有敵我矛盾。話題俯拾皆是，大家都放其野馬，且什九皆能坦誠以對，而大原則是，如何制訂合情合理合法，足以貫徹「一國兩制」的基本法，以及本乎民族感情，怎樣防止港英「越軌」(這方面的考慮是，「知識增時轉亦疑」，「防人之心不可無」，亦即「疑義相與析」，卻不必求取一致，所謂「和而不同」)。
有一次，某方面要員來遲了，滿臉歉意，忙着說：「對不起，累各位久等！實情是，到土瓜灣去參觀一家工廠，作些『調查研究』。只不過是二三千人的廠，一個下午看下來，有個感想，不妨告訴大家：那樣的廠，那樣的管理方法，我就做不來，也肯定辦不好！所以，必須港人治港！」
此際有人調侃，說港人也是中國人，一眾似乎默許。既往矣！
說好不發新聞，不登名單。但人還沒上飛機，幾家早報(當然是「左」報)上就有某某率團北訪的消息，而目的地報紙，也有連篇累牘的報導！
這並沒有什麼，也不是不可告人之事，更無交易，亦無先決條件，而且不談什麼「規矩」，只由「中央」派要人陪行，看看風景，吃吃喝喝，吹吹牛皮。據說這是所謂「自由作者」第一次組團北訪，老老嫩嫩十來人，都和傳統左報藝文團體，並無「組織」，只有「文友」關係。是故，以老黃曆看，有一點「新奇」，所以說好了也仍要「破例」，把此事「公告周知」，是否能產生主觀願望欲求達致的某種效果，既然做了客人，也就從主人之便罷！
果然「自由散淡」，也就「皆大歡喜」。即使聽聞有些地方學生上了街，這幫由香港去的「自由人」，仍然可以路過原定參觀地點之一——郭沫若故居而不入，在四川小城看到農村普選的告示，於昆明瞻仰聞一多紀念碑，並在當年的雲南講武堂、廣州白天鵝飯店的盛大歡迎會上，「暢所欲言」！因此，「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香港人而言，在當時也許只是一句口號，儘管胡耀邦為此下了台，但畢竟不是觸及人類靈魂深處的「革命」！
然而「山雨欲來風滿樓」，變幻的中國，中國的變幻，無論禍福，既無時或已，又豈是匆匆如過客的香港人，能夠參詳的呢！
八十年代末期
在一切沒有發生之前，在大街小巷，在酒樓歌榭，在凡是人與人可能發生接觸的地方，人們似乎找到了一樣極珍貴的東西，一種雖聽說過，卻不知是什麼「滋味」，也難以體會的感覺！
即使是陌生人，即使平日裏看不順眼的傢伙，即使通常不太友善的計程車司機、警察、稅務局職員等等，都好像不那麼討厭，還滿可愛了！善意的點首，彼此微笑，一個個都以禮、以誠，甚至以心相待，有如家人、良朋——原來，這就是同胞愛！這是「六四」最難忘的經歷，只如今又像無覓處了！
有關那場「動亂」，或稱「風波」、「屠城」、「血洗」，又或簡稱之為「六四」、「那件事」等等，其最真實的紀錄，莫過於丁子霖經千辛萬苦調查所得，而出版的「資料」與「報告」！
官方的「公告」，韓丁的《天安門》，以及許許多多的正、反面人物，包括「民運分子」在內出版的論著與畫冊，恐怕都在「強作解人」，是為某種個人與集體的「目的」，所作的某一層面「闡釋」。因此，面對這些東西，唯一的讀法與看法是，「合而觀之」，庶幾才不致把事情看歪、讀錯！
丁子霖則不同，因為她寫每一個字，都關乎生命的存在，生命的所失和所得。有與沒有，在丁子霖筆下，都有「定量」。一個人死了，就是死了，一個人受傷(傷成怎樣)就是受傷，一個人失蹤或「不知所終」，也都逐一列明。因此，不管由於什麼原因，一個母親失去孩子、一對夫婦死了其中一個，人人「心中有數」。而這個「數」，並不是任何辯解，又或把國家、民族的高帽子壓下來，就能消失於無形。更不是為「更多人謀幸福」而犧牲，為一句政治口號，一紙不知由誰兌現(也可能永不兌現)的空頭支票，作奉獻？而且，這些及那些所謂愛國「標準」，到底又根據什麼「標準」？
問題很多，而即使把問題都解答了，那「心中有數」，始終還是「數」。歷史上有許多這樣的「數」，在當時也許可以迴避、打壓、狡辯、誣衊、扭曲，最後還是成為民族共同的記憶留下來，留到永遠！因此，那怕不少人費盡心機，想將「這件事」移位，換成生活富足、國勢強盛、安定繁榮，也必徒勞無功。「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如果不然，歷史上便沒有可以詛咒的人物，不會有暴君、奸相，不會有過街老鼠，眾人喊打！所以，古往今來，任何正直、善良的人，都「心中有數」！
九十年代
曾經是所謂「敵愾同仇」，誓言如不「滅此朝食」，即「不共戴天」的「另類六四受難者」，「別有懷抱的傷心人」，忽然紛紛染上了健忘症，繼而不知為何，竟也有人「唾面自乾」！
於是，有關「六四」的奇談怪論，層出不窮。甚至連殺害子民百姓，也成「大快人心」的事，「如其不然，就沒有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繁榮昌盛、偉大富強的今天！」這是「血祭」，以無辜者的「他人之血」作奉獻，假民族國家之名，不提是非真假，何其涼薄？
於是，「六四」造的夢，「六四」留下的結，一掃而空！似乎什麼事都沒有發生，「自我感覺良好」，而「新人新事」，就好看煞人！當然，名與利，亦與之俱來，得其所哉！
「二分說」仍然派上用場。「末代港督」彭定康可以是「千古罪人」，而下命令要彭「如此這般」的英國首相與乎眾大臣，則仍以禮相待之，一軟一硬，也許於事無補，卻造就了徒令豎子成名的局勢。「十年河東，十年河西」，誰人知道昔日之敵，及後是否搖身一變，是今日之友，是座上客？天下事，說不定是戲一場。
但這齣戲，其邊際效益的「得益者」，卻不是「人民」，而是「敵人」，因而是「敵我矛盾」，務須趕盡殺絕。所以「直通車」方案停擺，另起爐灶——其實是燒的冷灶，攏絡些不甘寂寞品類，故此不少為人唾棄的政客、商賈，乃得搭上了船，搖身一變為新貴，積聚多年的「怨憤」，也就「一朝權在握」，便好像「有仇必報」，每每將可以合理合法合情方式處理的事務，推向極端，藉以「丑表功」……，以後的事，順藤摸瓜，也想像可及。
雖然念英文學校，卻不會中文的一代，逐漸成為社會精英、管治主流，但時移勢易，亦不得不以中文作些「官樣文章」，那就往往「妙不可醬油」！
此則無論大小官員，與乎大學校長及教授級人馬，皆無不然。只是與當年的Chinglish倒過來，用英文思維方式寫中文，真是尷尬，真是尷尬！
「子不語，怪力亂神」。許是世紀末，許是香港商場，向來習於見山便拜，見廟進香，見神就信，總之務求「和氣生財」，因此風水命理之說大盛，不圖上行下效，竟滿天神佛，似乎禍福繫之！據說連「中華民族最光榮的時刻」的交接大典，亦由風水專家算出最佳並非零時，而為三時，這可如何是好？
一九九七年五月